在武汉黄鹤楼下，有一处民国时期的红房子，是辛亥革命爆发的起点——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后来，这处建筑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并被建成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纪念馆前，有宋庆龄先生两处题字，一个是“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一个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题字刻在黑色大理石上，并填上金粉，显得肃穆、庄严。

宋庆龄先生被称为“国母”，无论是跟随孙中山先生一起革命，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志于儿童、妇女事业，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宋庆龄为武昌起义军政府题写这两方匾名，是在1979年3月，当时她是国家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

题字用的是行书，用墨厚实凝重，字体端庄优雅，字势宁静大气，神采内敛深沉，让人一望即有矜重庄敬之感。宋庆龄先生题写的这两方匾名的手迹，就存放在馆内的陈列厅中，现在去参观仍能见到。

宋庆龄先生并非是书法家，但作为旧时代大家族走出来的大家闺秀，其书法仍是很有看点的。

宋氏家族作为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之一，在当时影响力极大。亦官亦商的宋嘉树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正处于中西文化交融变革时期的宋庆龄，自小受到的传统文化教育，让她打下一定的书法基础。虽然后来书写的方式、使用的工具发生变革，但自小打下的基础让她对毛笔以及书法并不陌生。

我们在宋庆龄先生的书法中，能够看到时代书风的影响。清末民国时期，随着“尊碑抑帖”的理念越来越深，书法风尚转变为崇尚碑学。宋庆龄先生所处的时代，恰恰是碑学最为繁盛的时期，这种风尚不单单在文人、书法家之间流传，而是影响到整个社会对书法的认知。

宋庆龄先生的书法，无论是行书，还是楷书，都带有魏碑的意味。比如她为陶行知先生题写的“万世师表”，就是典型的魏碑笔法——字的体态修长挺拔，转折处方峻有力；小字上下款“行知先生千古”“宋庆龄”用笔纤细，但力道十足。

陶行知先生对我国教育事业有着开创之功，他的很多教育理念一直影响至今。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陶行知先生积劳成疾，55岁时便撒手人寰。宋庆龄先生为陶行知先生题写的“万世师表”，是对其一生最好的总结。

因为宋庆龄先生并非专业的书法家，所以她流传下来的书迹，基本都不是创作的书法作品，而是题词、书信、公文等带有实用性质的书写。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透过这些书迹，窥探出宋庆龄先生笔下那开阔大气的书法美感。

一般情况下，宋庆龄先生的书迹用墨都比较厚重，墨色变化也不大，字字独立、端庄挺拔；虽然结构上比较端正，但绝不呆板，字与字、笔画与笔画之间，有顾盼、有揖让，体现出对书法审美的无意识追求。

也正是因为不是专业书法家，宋庆龄先生笔下的字没有书法家那样刻意的安排，而是表现得自然而然。对于书法创作来说，自然而然是极为难得的境界。

书法家创作作品，总会在字的结构、字与字之间的关系、整体章法排布等方面，费尽心机地筹划安排，以此来凸显书法创作的“难度系数”。但事实上，往往会因为太过用心，让作品显得刻意、做作。

有时候，书法还是应该简单一些，写得随心、写得顺心，就是好书法。宋庆龄先生的书法没有那么多“心机”，不是一样很耐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