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短篇小说集《二刻拍案惊奇》第一回《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中，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有关珍藏在太湖洞庭山寺中的一卷白居易手写《金刚经》的故事。故事内容虽然时涉荒诞，但对于白居易的手迹，却很使人感兴趣。

白居易是唐朝著名诗人，自不待言。他不但诗好文好，而且于绘画、音乐，也无不通晓。读过他的《琵琶行》和《画竹歌》，对他这方面的修养，该是不会有异议的。但是对于白居易还写得一手好字，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白居易《楞严经册》书迹，曾先后影印于《故宫周刊》及1962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白居易诗选》。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在家出家，信奉佛教，从此有了“香山居士”的别号。因此，这件书迹从所书内容和署名来看，当是其晚年作品无疑。

书迹用笔凝练，结字布局，萧疏朗润，以神情的宁静恬淡而怡人心目。宋朝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说他虽然书法的名气并未传世，但书法总能契合规矩，时常表现出佳趣。

《宣和书谱》则更进一步称他“观其书《丰年》、《洛下》两帖与夫‘杂诗’，笔势翩翩。大抵唐人作字，无有不工者，如居易以文章名世，至于字画不失书家法度，作行书妙处与时名流相后先。盖胸中渊著，流出笔下便过人数等。”

“随便写写就能胜人数等”，这应该并非是溢美之词。当时徽宗御府就曾藏有他的行书作品《丰年帖》、《洛下帖》、《生涯帖》、《刘郎中帖》及《〈送敏中归邠宁幕府〉等诗》五件呢!

此外，清朝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有关白居易书迹的记载，亦足资谈助。他说苏州府的衙署有白居易所写的“木兰堂”匾额，道光年间，盱眙汪支任出任盱眙郡守，曾摹拓这三个字，并在拓片上题跋、作诗，诗曰：

千载风流刺史贤，木兰题字尚依然。恰当贱子官吴日，正合香山领郡年。拟续新诗镌石上，归将遗迹榜堂前。他时得占园林乐，定和先生池上篇。

有唐一代除白居易外，诗人之善书者比比皆是。其书迹至今流传而极为著名的尚有李白《上阳台帖》、贺知章《孝经》、杜牧《张好好诗》等。此外，如宋朝苏东坡、黄庭坚、陆游，以至在明朝徐渭，清朝朱彝尊、何绍基，直至近现代的鲁迅等人，也都是同时以能书而著称的。

文为里，字为表，作为一种艺术手段，作者除了用书法陶冶性灵，总是愿意使其作品能够以优美的文字形式加以表现，从而使读者受到更深的感染，给人以一种和谐的、美的享受。

文学艺术尽管表现形式多样，但艺理相通，在他们的矛盾特殊性中始终有着彼此互具的美的共性。文字美本身就是艺术对象之一，文字美的多样性一旦和作品的艺术美的多样性结合起来，恰如一个人穿上了得体而优美的衣裳，就会更加放射出耀人的光彩。

白居易不仅在诗文上，而且在书法上也着实地下了一番功夫，这种精神正是谙熟艺术规律、富有艺术素养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