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1886—1975），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政法委员会主任，国家副主席，代国家主席等职，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

说起董必武与书法的结缘，不得不提到他童年经历的一件事。在10岁那年，其父董基文应聘到湖北麻城张杰麟家任教，董必武随父就读。当地所谓的一些“文人”瞧不起董基文这个穷书生，便故意刁难他，邀其赛诗比赋。这当然难不倒熟读四书五经的董基文。

见捉弄不成，那些人又提出比赛对对子，而且要当场书写。董基文对对子极有功夫，却戳到了他不擅书法的“软肋”。面对他们的讥讽，董必武站在一旁，暗下决心：一定要练好书法，为父亲争回这口气! 从此以后，他便发愤练字。

为了节省墨和纸，董必武动手做了个沙盆，用木棒在沙上习字。还把《三字经》《百家姓》等抄成单行本，一则练字，二则用它们换些纸来书写。大字行间写小字，正面写完写反面。日久天长，董必武书法功底日臻扎实，终于练得一手好字。

董必武习书从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等唐楷入手，取法正脉，功底深厚。他的楷书风格，我们从他写下的首套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大字及“壹、贰、伍……”“一、二、三……”等票面金额字体可见端倪。

粗观董必武的行书信札，其用笔、结构和颜真卿的祭侄稿颇有几分相似，用笔外拓圆转，线条丰腴遒劲。然则细加品味，其节奏、意趣与颜真卿的祭侄稿又大相径庭，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情绪和心境。

董必武用心平气和地心境谈自己对练习白话的看法，而颜真卿则是为亡侄祭灵，情绪悲痛、自豪交织。因此，董必武的信札少了一份纵横盘结的动势，线条以平稳有度为基本基调。字体的大小对比也较小，偶尔出现几个顺势而生的动感结构，平稳中增添了细微的变化。

在他斩钉截铁的点画与刚柔相济的线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一名坚定的革命主义者那种独有的襟怀坦荡、胸怀天下、睿智从容、光明磊落的君子气概和风骨。

正因如此，抗战期间，国民党上层人物和爱国民主人士常常请他书写中堂和条幅，成了他开展统战工作的“法宝”。

他还用书法鼓舞国统区军民的抗战热情。1938年1月18日，他为《新华日报》创刊题写的“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28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就被不少人临摹成条幅挂在自己家里，书法也是他革命和斗争的“武器”。

董必武有良好的国学根基，担任过师范学校教员，诗书合璧，交相辉映，其书法浸透着深厚的文化功底。1964年，董必武重访南湖时题写的一首诗：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

这件题写的诗被勒石矗立于嘉兴南湖景区烟雨楼东南岸边临水处的“访踪亭”内。

1975年3月，他在逝世前一个月还挥笔写下了《九十初度》：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弊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新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这位九十高龄的老人以宽广的胸怀和气魄，写出了自己最后的心声和对个人人生的总结。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中，董必武与李大钊、陈独秀走过同样的人生道路，由读私塾、考秀才、任教到赴日留学，了解到共产主义思想后，再回国革命。

1956年2月22日，作为党的一大代表的董必武到一大会址陈列馆视察，当场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这句出自《庄子》的题词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