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书法自古以来都深受中国影响，这在日本留下的很多书法珍品上都有所反应。日本现存最早的墨迹，是出自飞鸟时代圣德太子所写的《法华义疏》，以写经体书写。这卷写经藏于日本皇室，其珍贵程度自不待言。

它与同时期中国的写经书法相比，水平如何呢？

圣德太子，用明天皇之子，传说生于大和国（今奈良县）的高市郡明日香村，一个叫橘寺的地方。

推古天皇元年（公元593年），圣德太子20岁，被拥为太子，一跃而为推古天皇的摄政官，成为实际的最高施政官。公元595年，高丽僧人慧慈到日本，圣德太子随即从慧慈学习佛典；又从觉哿习汉籍。

圣德太子积极建立与隋和新罗的外交，并于公元607年派遣小野妹子为遣隋使，出使大隋；大量派遣留学生、留学僧，来我国广泛学习，潜心钻研中华文明。

由于圣德太子的努力，先后在日本兴建了四天王寺和法隆寺，使得佛法在岛内广为流传，一派兴隆景象；更有甚者，他还著有《胜鬘经义疏》、《维摩经义疏》、《法华义疏》。

公元622年，圣德太子49岁，殁于斑鸠宫。

从文化视角而论，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显然作为“大中华文明圈”较为偏远的一部而存在。其书法文字的历程也始终围绕着中心文明，波折发展。通常将古代日本的书道发展按以下五期划分：

第一期 飞鸟-白凤时代（七世纪初——八世纪初）

第二期 奈良-平安初期（八世纪——九世纪中叶）

第三期 镰仓-室町时代（十三世纪——十五世纪）

第四期 江户初期（十七世纪中叶）

第五期 明治时期（十九世纪后半期）

圣德太子的《法华义疏》是第一期中的翘楚，执笔的确切年代不详，但依古时记录，大致完成于推古天皇二十三年（公元615年）。相传，此乃圣德太子为《妙法莲华经》所作注释的亲笔草稿；作为同时期遗墨，也有并非出自太子手稿之说；但公认为日本地区现存的最早的墨迹，当无异议。

《法华义疏》现作为“御物”存于日本皇室。草稿由四卷组成；每卷由数纸顺序粘裱而成；每纸纵长25.1cm，横幅大约49cm；总卷长度1393.8cm至1515cm不等；另附有竹帙，纵长29cm，横幅26.6cm；还有纵长5.9cm的吊钟式象牙签。

源于中原的佛教写经，由于是作为传播佛法教义的载体实物，其书写样式风格的形成、演变，应当是受到一些现实的条件限制的。

第一，样式不宜太时髦。宗教里的“神圣”、“神性”惟有通过庄重、严肃的氛围才能更有成效地摄取大众之心，确保其权威性；所以肯定首选保守的风格。写经体在样式上总是比权贵文人制造的流行书体要慢几拍——待曾经前卫的流行元素成为普遍认同的常态，方有可能渗透其间。

第二，由于对象是大众，样式一定要求工整易识，否则教化作用无从谈起。

第三，由于海量需求，笔法一定简单明了，否则写手无法适应。

由此可见，通常意义上的写经体，并不能成为所处时代的艺术高峰典范，但也绝非劣质；应该说是顺应宗教需求的一种大众文化样式，与我们现代餐饮中的麦当劳等洋快餐，从本质上是一样的——对于写手在质方面有标准化要求，但又绝对服从量的需要。

依记录而言，圣德太子的《法华义疏》的成书年代应是中原的隋朝（公元581—618年）末期；但就笔法、结构样式而言，与现存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同期墨迹——隋代写经有着不小的时代差异。

圣德太子的《法华义疏》从样式上显然源自六朝写经体；可能是草稿的缘故，明显带有了行书特征；当然也可能是由于这种相对潦草或曰流动的笔意，才被定做草稿的。

隋朝写经书法已经相当纯熟，且骨力挺拔；而圣德太子的《法华义疏》中“八法”尚不完备，但较六朝写经已更进了一步——特别在“横折”上，有几处明显有了斜按后再行竖笔的隋唐体例；横画起笔也已不是完全单纯如针锥状，虽不似《贤劫经》般肯定，但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现了轻轻斜按后再横画的笔触。

以书法的角度来看，圣德太子的《法华义疏》明显较中原的写经要流滑、偏软；结体也更丰满一些。不过，作为一个傍在中华文化上的外化之地来说，圣德太子这件书法写经已经相当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