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有句名言：“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这句话好像就是对曾国藩（1811—1872）说的。用“绩学大儒”来评价曾国藩，可谓至当不过。

曾国藩一生的成功，贵在“坚持勤勉”，直到第七次参加科考，才在榜单的角落里找到自己的名字。曾国藩通过一生的努力，以文治武功成为近世典范，有了“千古完人”之誉。他的一套《曾国藩家书》，尽将自己的人生经验浓缩其中，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曾国藩书写的上面这幅篆书对联，内容体现了曾国藩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良田无晚岁，大厦必异材”。这件对联下款注明时间是“重六月”，以天干地支推算，1835年有闰六月，曾国藩时年25岁，说明他慧根早发，篆书起点很高，只可惜他的篆书作品极少流传下来。

历史上，很多书法作品的内容无过乎强调修身养性、敏事慎言之类。可以看出，对于古人而言，“内容为王”，所谓“形式”是附丽存在的。一旦想到什么，有了书写的冲动，就写什么。今时今日的一些书家，作品之所以显得无病呻吟，原因在于将作品先设计了所谓的形式，再填充内容，将书法的本末倒置了。

古人相比今人，有些方面的确不同。最典型的是书法和人生的同步，少年时代有童子功，读四书五经，不管懂与不懂，能懂多少，先埋下文化、美的种子，播种后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现在的书法人没有这种环境了，先入为主的是名利意识，所以路子很容易走偏。

目前所见的曾国藩篆书作品仅此一件。篆书对他而言，未必是专门研究，所以他不会向文字学家的方向去靠。但对于曾国藩而言，书写篆书于他是一种很重要的“修炼方式”。

以曾国藩的心性来说，书法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近岁在军，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尚习字一张，不甚间断，专从间架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之脱下，可见思与学不可偏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写字主要是关涉性情和心态的修炼。曾国藩喜临黄山谷之书，主要是行楷，没有大草。即便是曾国藩的手札，也以行楷居多。

对于曾国藩来说，行楷书展示了一种气质，篆书则是一种修行。尽管他未必会花很多心思来研习篆书，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天然”就有一种关联，朝夕相对，耳濡目染。

虽说曾国藩的篆书作品仅见此一件，但他平时肯定会练习篆书，否则其书写就达不到这种熟练程度。比如赵之谦，也未看到一件他的金文作品，但他平时肯定是临过金文的，不然他的篆书写不出那种感觉。

曾国藩篆书的笔画都很长，与何绍基接近，行笔中有草意，不是中规中矩的那种笔法，既重视法度，又有变化情趣，很好地处理了“法”和“意”的关系。

从书写状态来看，主要是动与静的关系，一方面，写篆书需要息心静气；另一方面，展现内在活力，既是对于书体的要求，也是对书家的要求。书法创作和书家主体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动与静的本质从来就不是绝对的静止。

曾国藩不以书法名世，但读其书法，文气溢于字外，功夫和修养自不待言。对比来看，古人的评价方式很简单、直接，就像一张科举考卷，信息量便很大，从字迹可以看出个人的神采、态度、性格、思想等特征，掩卷思之，也没那么复杂，见得到这个人。

相比之下，现在五花八门的噱头太多，评价方式让人眼花缭乱，其实都是“外围”因素居多，常常不得要领，浑水摸鱼者多。虽说古今有别，但书法最本质、最核心的成分从未改变。不管时代和环境如何变化，对于书法创作、研究、评价、欣赏，抓住本质即可。

文：薛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