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钊是晚晴的官员，也是曾国藩极为器重的幕僚。虽然有这么高大的靠山，但他在仕途上表现得极为散淡，而在书法一途非常上心，并以碑帖融合的方法创造出一种影响晚清书坛百年之久的 “张体”。

张裕钊在世之时，书法成就即得到了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高度评价，被视为碑学楷书的典范。大约有三个比较著名的说法：一是“千年以来无与比”，二是魏碑“集大成”者，三是“大悟笔法”。这种说法基本确立了张裕钊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也得到后世学人的基本认同。

被康有为誉为碑学集大成者的有两个人——邓石如和张裕钊，邓石如的书法表现在篆隶上，张裕钊的书法表现在真楷上——尊魏卑唐理念中的真楷。所谓“千年以来无与比”正是指称这一点，不是篆隶楷诸体的综合评判。

康有为还专门比较邓石如、包世臣、赵之谦与张裕钊的碑学楷书，具体分析各自长短，明确提出邓石如“纯乎古体，张君兼唐宋体裁而铸冶之，尤为集大成也”。康有为没有说张体已超过唐楷，只是放在宋以后帖学楷书的范围内去考察，高扬张体中的那种超越唐楷而上追溯魏齐古意的气格风貌而已。

近代的社会革命、文化转型，书法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变，这直接影响到对于楷书的基本看法。这个过程曲折而复杂，但总体趋向是“楷则”功能的弱化，更具体地说，印刷体楷书一统天下，手写楷书极度萎靡，尤其是毛笔楷书。

我们现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楷书是规范性书体，以实用为主，实用中也有审美，发挥着社会用字的规范作用，同时也发挥着书法审美的规范作用。所以，楷书是书法艺术的基础。

张裕钊早年取法主要是欧体，当然还有颜柳，中年以后魏碑楷书才逐渐成型，其艺术特色就是庄重、严谨、高古，也不乏俊秀，富有书卷气，这正是张裕钊创造的魏碑新体，把社会的用字规范与审美规范熔为一炉。

北碑书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艺术水准参差不齐，技术含量悬异，基本上属于无名氏书法。帖学是文士书法、名家书法，审美意识完备而成熟，传承有序。清代碑学的兴盛，是革命性的创新，但不是书法史的断裂，而是累积性的重叠。

从前没有“碑学”，清代下半叶“碑学”盛行起来了，这说的就是碑学帖学的重叠。书法史的发展，就像是滚雪球，越滚越大。从碑学帖学重叠的理念看，张裕钊是文士魏碑楷书的第一人，迄今仍无出其右者。

北碑是无名氏书法，清代士人写碑的卓越者，就是把无名氏书法写成了名家书法、文士书法，张裕钊是一个范例。

当然，对于张裕钊的书法也有许多质疑，主要是认为“千年以来无与比”的这个评价过高，此外还有“馆阁体”“刻板”“单调”等微词。

我们现在看张裕钊的作品，的确是存在这些问题的，比较明显的就是古雅有余而自然略显不足：过于齐整的体式，缺乏一点 “字之八面”的天然；过于程式化的笔画，尤其是内圆外方，缺乏一点恣肆书写的自然。

书法家、美学家陈方既先生曾撰有《张裕钊书法艺术的主要特征》一文，他在文中文为认为张体楷书“以帖学的功力，以魏晋南北朝书之风神，借馆阁体之外壳，创造熔古今于一炉的新书体”。这种概括是比较准确的。